王锺翰满学研究综述
师祖王锺翰（1913—2007），本名忠汉，以字行。湖南东安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及民族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终身教授。1934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洪业、邓之诚、顾颉刚诸大师。1946年8月，师祖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1948年夏肄业回国，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任职。在日寇入侵、国家危难之际，师祖以洪业先生提出的“把汉学中心抢回我们北京来”这一号召为己任，自觉思索人生道路和学术方向，努力将它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并决心专攻清史，研究东北地区的历史，以恢复历史的真相，粉碎某些别有用心的日本学者假借历史掠夺中国领土、分裂中国的阴谋，并于此领域钻研终身。 一、关于雍正继位问题之研究 20世纪30年代，师祖对“清三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及清代则例做过探索，但多属文献典籍研究，真正使师祖在清史研究领域声名鹊起并赢得一席之地的，是1949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48期的名文《清世宗夺嫡考实》。师祖补孟森先生《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未利用肖奭《永宪录》之憾，改孟森先生以康熙帝二废太子、诸子夺嫡、世宗嗣位、年隆之狱本质无关之观点，得出如下结论：其一，康熙帝二废太子后，所物色的继位人乃皇十四子胤祯，而非皇四子胤禛。且胤禛之结党“与诸阿哥如出一辙，且有过之无不及”；其二，雍正只有先解决助其篡位的年羹尧与隆科多，方可放肆剪除诸弟；其三，年、隆二人遭戮为必然之事。“年、隆盖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师祖认为，雍正篡立是全部事情的核心。康熙立储不果，是其起因，剪除同党异己是其余波。此文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杨启樵先生认为其“似较孟文影响更深”。 关于雍正夺嫡与继位之问题，除却《清世宗夺嫡考实》外，师祖还撰有《胤祯西征纪实》《清圣祖遗诏考辩》《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数篇文章，每篇皆有所得。其中《清圣祖遗诏考辩》一文价值最大。师祖以满汉文《康熙遗诏》为蓝本，细究其文字，详考其异同，并佐以《实录》《上谕》《面谕》，认为“无论《遗诏》的汉文原本，或满汉文对照原本，都不是按康熙的本意写成的，而是雍正继位之后再制造出来的”，故而得出雍正确属篡位的结论。在《年羹尧西征问题——兼论雍正西北民族政策》一文中，师祖讨论了年羹尧镇守川陕与雍正夺嫡之间的关系以及年羹尧西征青海时的妄杀真相，认为年羹尧在康熙朝时期就已经暗中为胤禛出谋划策，而且年羹尧在青海毁寺杀僧虽是事实，但不能夸大其辞，所谓袭斩6000僧人之说断不可信。同时，师祖认为雍正帝实行的“驱准保藏”政策完成了康熙帝的未竟事业，也对乾隆实行前后藏政教合一的直接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二、关于明清嬗代的历史人物研究 明清之际，社会激荡，各种矛盾交织。如何评价当时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不仅关系到对人物本身的褒贬，也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此方面，师祖先后撰写了《论袁崇焕与皇太极》《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清政府与台湾郑氏关系始末》《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数篇文章。 在《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中，师祖运用马克思主义讨论了后金政权的性质、明与后金议和的问题、后金与明矛盾性质的转化三方的问题，认为袁崇焕才能高于皇太极，只是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才造成了截然相反的结局。《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一文是师祖于1990年为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而作。此文分析了钱柳二人的婚姻基础，并客观分析了钱谦益降清的历史背景，主张站在历史的角度分析人物，不要过分苛责古人。在《清政府与台湾郑氏关系始末》一文中，师祖将清政府对台湾郑氏的关系划为3个阶段，分析了朝中大臣对台湾问题持有的武力统一和禁海迁界两种态度，并认为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康熙帝能够吸纳满汉官员的正确意见，其远见卓识超出满族集团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上。关于《陈梦雷与李光地绝交书》一文，师祖认为李光地自谓理学名家，实为一道貌岸然、背信弃义之小人，而陈梦雷一生坎坷则实为可惜。 三、对清代官制的研究 师祖认为，清代官制有3种特性：第一，清虽承明制，但原有官制并未消失，有清一朝“官制满汉杂糅，叠床架屋”；第二，清皇权专制较明朝更甚；第三，清代多民族国家较前朝更为巩固，清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俗立制，以致中原官制与周边地区各有差异。 在20世纪30—40年代，师祖针对军机处和总理事务衙门写过两篇文章，即《谈军机处》和《关于总理衙门》。至20世纪80年代，师祖在《文史知识》上发表共5期的《清代官制简述》，对军机处和总理事务衙门进行了详细研究。师祖指出：明之内阁几经曲折，终于定型，成为六部之上的正式机构，且明代尚承中古遗风，宰辅于皇权形式上多少还有一点制约。清则不然，其军机处始终不曾列为正式机构，其当差行走人员为内廷差使，由皇帝任意简任废黜，全然秉承人主鼻息，不得稍有独立之意志。关于总理衙门，师祖认为：清廷之设总理衙门，后改为外务部，完全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以及清廷对外屈辱的结果，并非中国人民觉醒之后的选择。但本为权宜之计而由军机处官员兼任的总理衙门以及后来的外务部打破了清朝的祖宗惯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值得关注的变革之一。 四、关于满族史的研究 对满族史的研究，师祖王锺翰重点从清代典章制度、清代史料搜集、亲身实地考察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展开探讨。先师认为清代官制并非基本沿袭明代旧制，而是具有“满汉杂糅”和“名同实异”的鲜明特点。在史料搜集方面，师祖利用无法发表文章的特殊历史时期接触整理了朝鲜《李朝实录》，辑录了约20万字的《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并利用休假日用罗马拼音过录沈阳文谟阁所藏《满文老档》全书180卷，旨在为编纂《满族简史》搜集补充史料。20世纪70年代，师祖参与点校《清史稿》，并独立点校80卷的《清史列传》。舍此之外，师祖还广泛搜集海内外满、日、英、德各种文字的文献，详考其真伪。其《释马法》一文就是典型的代表，师祖在文中批驳了学者普遍认同的顺治帝叫汤若望为“爷爷”的观点。在书斋之外，师祖还于1984年夏赴东三省满族发源地、满族聚居区进行实地访问考察，对满族的语言、风俗及心理素质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和深切的体验。 细化来看，师祖对满族史的研究分为6大板块：满族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满族的形成问题；八旗内的民族关系；满族在清代的发展问题；内务府的旗人问题；满文诠释及研究。 在满族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上，师祖通过研究满、蒙、汉3种文本的《满洲实录》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得出结论：满族爱新觉罗氏一族的始祖布库哩雍顺即是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或斡朵里万户的猛哥帖木儿，亦即清肇祖孟特穆。此人为努尔哈齐（即努尔哈赤）的十世祖。针对满族先世的发源地，师祖王锺翰经考证认为：《满洲实录》以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记载的鄂多哩乃是原来位于依兰县境内的斡朵怜迁徙到朝鲜国东北境之后的斡朵里，两《录》中提到的鄂多哩城所在地就是阿木河（斡木河）。 在满族的形成问题上，师祖认为“满族作为民族，的确是长期并至今仍然存在的，它曾有过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和共同文化这些条件，虽然这些条件今天早已大部分消失甚至全部消失，它仍能依靠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来维持”。师祖指出，满族共同体的形成是在明朝，其主要来源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建州女真人和海西女真人，他们在新的情况下更加密切的结合，形成为满族的主体。有清一代，统治者逐步把编入八旗的新满洲成员移入内地，同时也不断把原先在东北边区居住的诸民族成员吸纳进来。“新、老满洲的区别和演变，正好说明了满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合并了大量外族成员，彼此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紧密结合在一起，增强、扩大了满族这个人们共同体”。 关于八旗内的民族关系问题，师祖在《关于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有清一代存在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的问题，并以《论袁崇焕与皇太极》一文重点论述汉人“满化”的问题。文中提到，抗清明将袁崇焕的七世孙寿山、永山在抗击外来侵略时壮烈殉国，成为了清代的民族英雄。一方面，作为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英雄人物，寿山和永山应当受到歌颂；一方面，寿山和永山已经“满化”，二人在清言清，犹如袁崇焕在明言明，满汉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联系于此事体现得尤为明显。 针对满族在清代的发展问题，师祖并不赞同满族已被汉族同化并逐渐消失的结论，而是认为满族接受汉族的影响不但丰富了满族的自身，同时也多方面丰富了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1981年，师祖在《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一文中阐明：“国语骑射”不能维持与满洲贵族的腐化堕落不能混为一谈。“国语骑射”虽然破产，但满族绝没有因此而衰落，仍在向前发展。 在满文诠释方面，师祖在《释汗依阿玛》一文中肯定了多尔衮生前确实被加封过“皇父摄政王”，并认为孝庄皇太后确实下嫁过多尔衮；在《释马法》一文中，师祖否定了顺治帝称汤若望为“爷爷”的说法，认为“马法”只能译作“老翁”或“老先生”。1995年，师祖又在《歪乃小考》一文中纠正了台湾大学历史系陈捷先教授认为歪乃非人名而系职称名的说法，通过对《建州记程图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等史料的研究得出“歪乃”确为人名的结论。 五、关于满族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 建国后的1954年，学界对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展开了讨论。吕振羽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和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认为清朝的种族统治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起了极大的阻滞作用，对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起到了摧残的作用。尚钺先生还认为，满洲族未经过奴隶制阶段便完成了由原始公社末期向封建制度飞跃的转变。师祖王锺翰针对此问题，系统搜集资料，相继发表《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皇太极时代向封建制的过渡》两篇论文，否定了满族社会可以不经过奴隶占有制而飞跃地转入到封建制社会的观点，认为在努尔哈齐进入辽河平原初期满族社会经历过奴隶占有制这一阶段，并就这个时期满族奴隶制形成的物质基础和阶级结构进行了具体分析。《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一文是对满族于1621年进入辽沈地区后直到入关之前社会性质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全文从生产力水平、大庄园制经济和租佃关系、社会变革中的阶级关系、政治制度及其他等4个方面分析了满族封建化加速的历史过程。在《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一文中，师祖从旧藏的清初京旗满汉文典卖房地契近20张中选出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4张进行考释，认为“从清初顺治年间起，大量的一般旗地很快向地主租佃制转化，满族统治者虽然主观上极力维护皇庄、王庄的农奴制庄园的长期存在，但它不能不受到一般旗地地主制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经过100年左右关内汉族高度封建化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大约到18世纪后期满族社会就走向封建化了，这正是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 六、关于清代各民族与宗教政策研究及其他 1952年，师祖王锺翰调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开始涉足民族史研究领域，被分配从事满族史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师祖通纂《满族简史》，主编《满族史研究论集》和《中国民族史》，并对清代其他民族问题和民族宗教政策有了自己的认识。针对宗教政策，师祖认为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本就是一种原始多神教，满族人入关以后除了崇拜自然天地神祗等之外，也崇拜佛教中的观世音菩萨和汉人广泛崇拜的关公等，这足以说明满族贵族的宗教政策是兼容并包的，具有一定的开放性。 1986年，大部头的《中国民族史》的编纂工作正式开始，师祖王锺翰担任主编。在写作中，编纂组坚持几个基本原则：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不能只归结于和平交往或战争征服，而是各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吸收、相互依存、共同缔造和发展而成为统一多民族伟大祖国的过程；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上，打破以汉族为主、中原封建王朝为正统的观念；努力发掘并阐述少数民族对于祖国边疆开拓和丰富祖国文化宝库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尽力反映各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发现和说明其发展规律。该书出版后影响广泛，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史籍的标点和校勘方面，师祖王锺翰同样贡献卓著。1971年，先师重点参与点校《清史稿》的工作，1976年，又独立点校《清史列传》。除此之外，先师还校订《清鉴易知录》，校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为后来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巨大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