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散木居奏稿〉点校》
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魏影点校的《〈散木居奏稿〉点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5月出版。全书近26万字，共25卷。《散木居奏稿》的点校对于清史研究中清末西北边疆政区政局的研究、清代科布多地区的管理的研究，以及对其作者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本身的研究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 奏稿乃是奏章的草稿。古代大臣上奏疏，拜印封发，一般都会留有原稿，这些奏疏原稿多在大臣死后由子孙或门生故吏刊刻，其正本仍然由朝廷批示发回办理，有朱批的，在当年年终将原本清点造册，由军机处代为缴存，其他各项批折例不量缴，只在刊刻之前封送国史馆采释，所以刊刻的版本称之为“奏稿”。《散木居奏稿》是清代光绪年间官任科布多参赞大臣的斡难·瑞洵在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九月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间的奏折汇编，真实地记录了瑞洵在担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期间内政、外交及民族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散木居奏稿》中大量记载了当时真实详细的情况，这对于研究清代西北边疆政区政局、满清政府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以及中俄问题等都有着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前有学人曾说“历史文献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基础，只有具备充分的原始资料，才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真实，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清史研究中，充分的原始资料是绝对的优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其劣势。譬如先秦两汉所留存下来的文献史料比之清代留存下来的文献史料数量是及其小了，但基本都已经经过了整理点校，非常方便当代学人研究。而清代文献史料数量庞大，大多数还没有进行整理点校，这对史料的研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阻碍。留存下来的文献史料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简直就是一种对现有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散木居奏稿》自出版以来，尤其是影印版后一版再版，被收录于各种文献资料集成中，然而对其的整理点校、注释索引等工作与大多数清代文献史料的命运相同，一直滞后不前。古代人写文章不用标点，奏稿上更不加标点，这于当代学人来说使用非常不便。故而《〈散木居奏稿〉点校》的出版，使得《散木居奏稿》更加易懂易读，给当代学人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极大地便利了当代学人对其的研究与利用。 从民国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清代文献史料拥有庞大数量的同时，亦拥有着极高的价值，故而其越来越受到重视。物以稀为贵，清代文献史料的“身价”也因之日益提高。瑞洵的门人弟子，日本九州大学的铃木吉武于1939年为刻《犬羊集》一卷，续一卷，所著奏议，一官一集，都二十五卷，大题曰《散木居奏稿》将奏稿出版，全书分为一函四册，共二十五卷。其书线装16开，在网上号称“全网孤本”，价格昂贵，一般读者难以企及，至于对其的研究利用则更加困难。《〈散木居奏稿〉点校》的出版发行使得《散木居奏稿》这一珍贵的文献史料更加“亲民”，读者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一珍贵的文献史料。 读罢《〈散木居奏稿〉点校》受益良多，虽然由于整理点校文献史料工作之复性，其工作难免会有百密一疏之处，但正如钱大昕所言“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魏影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反复琢磨完成的这部《〈散木居奏稿〉点校》，合乎规范、恰如其分，少见错漏、疏误之处，使之成了可靠的、有效的第一手史料；为《散木居奏稿》后续的注释、索引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清末西北边疆政区政局、清代科布多地区的管理的研究，以及对其作者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本身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史料支撑。《散木居奏稿》点校本的出现让人们看到点校者对待文献认真负责，专业严谨的态度，可以增强人们对于清代文献点校本的信心。 黑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魏影点校的《〈散木居奏稿〉点校》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16年5月出版。全书近26万字，共25卷。《散木居奏稿》的点校对于清史研究中清末西北边疆政区政局的研究、清代科布多地区的管理的研究，以及对其作者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本身的研究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研究价值。 奏稿乃是奏章的草稿。古代大臣上奏疏，拜印封发，一般都会留有原稿，这些奏疏原稿多在大臣死后由子孙或门生故吏刊刻，其正本仍然由朝廷批示发回办理，有朱批的，在当年年终将原本清点造册，由军机处代为缴存，其他各项批折例不量缴，只在刊刻之前封送国史馆采释，所以刊刻的版本称之为“奏稿”。《散木居奏稿》是清代光绪年间官任科布多参赞大臣的斡难·瑞洵在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九月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间的奏折汇编，真实地记录了瑞洵在担任科布多参赞大臣期间内政、外交及民族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散木居奏稿》中大量记载了当时真实详细的情况，这对于研究清代西北边疆政区政局、满清政府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以及中俄问题等都有着很高的文献史料价值。 前有学人曾说“历史文献是研究历史问题的基础，只有具备充分的原始资料，才能反映出当时历史的真实，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清史研究中，充分的原始资料是绝对的优势，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其劣势。譬如先秦两汉所留存下来的文献史料比之清代留存下来的文献史料数量是及其小了，但基本都已经经过了整理点校，非常方便当代学人研究。而清代文献史料数量庞大，大多数还没有进行整理点校，这对史料的研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阻碍。留存下来的文献史料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简直就是一种对现有资源的一种极大浪费。《散木居奏稿》自出版以来，尤其是影印版后一版再版，被收录于各种文献资料集成中，然而对其的整理点校、注释索引等工作与大多数清代文献史料的命运相同，一直滞后不前。古代人写文章不用标点，奏稿上更不加标点，这于当代学人来说使用非常不便。故而《〈散木居奏稿〉点校》的出版，使得《散木居奏稿》更加易懂易读，给当代学人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极大地便利了当代学人对其的研究与利用。 从民国以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清代文献史料拥有庞大数量的同时，亦拥有着极高的价值，故而其越来越受到重视。物以稀为贵，清代文献史料的“身价”也因之日益提高。瑞洵的门人弟子，日本九州大学的铃木吉武于1939年为刻《犬羊集》一卷，续一卷，所著奏议，一官一集，都二十五卷，大题曰《散木居奏稿》将奏稿出版，全书分为一函四册，共二十五卷。其书线装16开，在网上号称“全网孤本”，价格昂贵，一般读者难以企及，至于对其的研究利用则更加困难。《〈散木居奏稿〉点校》的出版发行使得《散木居奏稿》这一珍贵的文献史料更加“亲民”，读者可以“近距离”接触到这一珍贵的文献史料。 读罢《〈散木居奏稿〉点校》受益良多，虽然由于整理点校文献史料工作之复性，其工作难免会有百密一疏之处，但正如钱大昕所言“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魏影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反复琢磨完成的这部《〈散木居奏稿〉点校》，合乎规范、恰如其分，少见错漏、疏误之处，使之成了可靠的、有效的第一手史料；为《散木居奏稿》后续的注释、索引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为清末西北边疆政区政局、清代科布多地区的管理的研究，以及对其作者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本身的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史料支撑。《散木居奏稿》点校本的出现让人们看到点校者对待文献认真负责，专业严谨的态度，可以增强人们对于清代文献点校本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