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史”

戴逸，历史学家，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是我国清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9年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该校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戴逸先生一生钻研清史，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清代人物研究》等，并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大型史学巨著。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先生被任命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说文解字》载：“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戴逸先生认为，史学研究就是叙述历史、考证历史、解释历史。把历史事件的真相清楚地、如实地讲述出来，勿作粉饰隐讳，即叙述历史；而要弄清真相，必须占有大量一手资料，对纷繁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以去伪存真，即考证历史；最后是解释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事件如何发生、因何发生？也就是探究历史因果，揭示历史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将叙史、考史和释史统一起来，“资料、思想、文采、道德”，是他作为史学家终身渴求的理想境界。

史学研究是冷板凳上的“寂寞事业”，但真正的史学家又必然拥有一份现世情怀，以史为师，察今、资政，正是历史的另一种生命价值。戴逸先生始终相信：史学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在过去至现在的长期发展中，观察自己和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但它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过去。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们之所以重视史学，也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

因此，在《清史》的编纂历经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戴逸先生坚信编纂《清史》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他带领他的同事、学生，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坚守清史研究的阵地几十载，默默耕耘。在总结纂修清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时，戴逸先生指出：“首先，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非常重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 ‘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不间断地记录了自五帝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人们了解、研究我们国家和民族形成、发展的百科全书，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宝库。其次，清史与现实联系更为密切。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宗教、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都各有其历史渊源，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根由。还有，‘盛世修史’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宋代的《文苑英华》、《资治通鉴》等，清代的《四库全书》、《明史》等文化工程，大致都成书于政治稳定、国力强盛的盛世。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赶上国家兴盛腾飞的时代，如果能写出一部无愧于历史、时代的大型清史，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清史》计划分一百卷，大约三千五百万字，预计将在2018年年底最终完成。本刊“中国思想肖像”栏目特别推出戴逸先生专题，以庆贺与纪念清史编纂园地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感谢崔建飞、成崇德、孟东明、戴寅、张闶五位作者，为我们真实还原了一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戴先生”。

司马光曾上书宋神宗《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今年已92岁高龄的戴逸先生则说：“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史。”惟愿先生身体康健，终身不改其乐，恰如少年时，“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

戴逸，历史学家，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是我国清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9年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现为该校清史研究所教授、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戴逸先生一生钻研清史，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史稿》《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清代人物研究》等，并主编《清代人物传稿》《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大型史学巨著。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先生被任命为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说文解字》载：“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戴逸先生认为，史学研究就是叙述历史、考证历史、解释历史。把历史事件的真相清楚地、如实地讲述出来，勿作粉饰隐讳，即叙述历史；而要弄清真相，必须占有大量一手资料，对纷繁复杂、相互矛盾的记载进行分析比较，以去伪存真，即考证历史；最后是解释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事件如何发生、因何发生？也就是探究历史因果，揭示历史规律，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接受经验教训。将叙史、考史和释史统一起来，“资料、思想、文采、道德”，是他作为史学家终身渴求的理想境界。史学研究是冷板凳上的“寂寞事业”，但真正的史学家又必然拥有一份现世情怀，以史为师，察今、资政，正是历史的另一种生命价值。戴逸先生始终相信：史学可以使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远景中，在过去至现在的长期发展中，观察自己和社会，这样才能够透彻地了解现在、预见未来。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是过去，但它的意义并非只局限于过去。对过去的事情进行研究和解释，正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人们之所以重视史学，也因为他们带着现实中的迷惘和困惑，不得不求助于历史，寻求比较正确的答案。因此，在《清史》的编纂历经一波三折的过程中，戴逸先生坚信编纂《清史》的愿望一定会实现。他带领他的同事、学生，发扬“板凳须坐十年冷”的精神，坚守清史研究的阵地几十载，默默耕耘。在总结纂修清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时，戴逸先生指出：“首先，中国有‘易代修史’的传统，非常重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富浩瀚的 ‘二十六史’和其他汗牛充栋的历史著作，不间断地记录了自五帝以来数千年的中国史。这是人们了解、研究我们国家和民族形成、发展的百科全书，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慧宝库。其次，清史与现实联系更为密切。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以及人口、宗教、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都各有其历史渊源，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够了解问题的根由。还有，‘盛世修史’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宋代的《文苑英华》、《资治通鉴》等，清代的《四库全书》、《明史》等文化工程，大致都成书于政治稳定、国力强盛的盛世。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赶上国家兴盛腾飞的时代，如果能写出一部无愧于历史、时代的大型清史，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清史》计划分一百卷，大约三千五百万字，预计将在2018年年底最终完成。本刊“中国思想肖像”栏目特别推出戴逸先生专题，以庆贺与纪念清史编纂园地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节。感谢崔建飞、成崇德、孟东明、戴寅、张闶五位作者，为我们真实还原了一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戴先生”。司马光曾上书宋神宗《进资治通鉴表》，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今年已92岁高龄的戴逸先生则说：“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史。”惟愿先生身体康健，终身不改其乐，恰如少年时，“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独坐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彤管，朱蓝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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