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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

启动清史编纂二三事 ——忆戴逸先生

2016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陈斐访问戴逸先生时,戴逸先生在他的“借来斋”书房说过:“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我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清史。”

我1978年底进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助教、讲师、副教授,直到教授,逐步成长。1980年前后,目睹了“六五社科规划”中修清史遇到的难题和挫折。1998年开始,又参与了社会科学界酝酿编修《清史》的各种讨论。自此陪侍在戴逸先生左右20年,对戴逸先生这句名言,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

2018年盛夏,依旧是这间很不起眼的小屋子,张自忠路3号,原段祺瑞执政府的院内西小院平房里,酷暑高温下,我和戴逸先生聊起近期工作,先生怀着对大型《清史》即将杀青的喜悦,和我聊起过去二三十年间的往事。

21世纪修清史,从酝酿到启动,再到即将完工,将近20年,其间,艰难攻关,循序渐进,一切又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呼吁纂修清史,苦苦追寻半个世纪之久,了解其中甘苦的,唯有戴逸先生。

戴逸先生今年92岁高龄,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其实,论起来戴逸先生是我的师爷,我进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拜马汝珩老师为师,从事清代边疆民族史研究,马汝珩老师是戴逸先生的学生。之后我又拜李文海老师为师,学习清史,李文海老师也是戴逸先生的弟子。199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险些离开清史研究所,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中心。记得那年秋天,李文海老师找我谈话,他说,戴逸先生委托我和你谈谈,听说你想调往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还是留下来吧,协助戴逸先生编纂清史。

其实,当时的我并不了解编修清史的意义,李文海老师是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他的话肯定不会错,时隔一年,我担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清史纂修也开始提上日程。

1993—1998年,清史研究所出版学术成果丰硕,完成《清通鉴》22卷、《清史编年》12卷、《清代人物传稿》6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9卷。

1998年,教育部启动“研究基地”计划,清史研究所被列为第一批“基地名单”。1999年,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清史研究所讨论科研规划,学术委员会出现了不同意见,那时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13人,人民大学在职教师只有戴逸、李文海、郭成康、成崇德4人,其他7人是各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为龚书铎、王晓秋、马大正、朱诚如、邹爱莲、张晋藩、冯尔康)。

学术委员会整整讨论了一天,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以现在清史研究所教师为主,在教育部立重大课题——“编修清史”;另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报国务院,启动“国家修史”重大项目。那天的争论异常激烈,我是那个教育部立项派,不敢相信国家修史的可行性,而戴逸先生则是国家立项修史派,他苦口婆心,详细讲述了从民国初年一代一代人为修第二十五史所付出的艰辛,说明今天启动国家修史的意义。

那天中午午休时,戴逸先生专门找我谈话,劝我慎重处理立项事宜,眼光要远一些,抓住时机,放手一搏。

从戴逸先生的发言中,大家知道了启动清史纂修之意义。国家为清史纂修曾多次讨论,等待时机。周恩来总理曾委托吴晗考虑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又责成中共中央宣传部周扬筹备此项工作。毛泽东、董必武都考虑过国家修史之事。中宣部部长会议,曾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作为纂修《清史》的领导机构,196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清史研究所,任命戴逸为所长,李文海为副所长,作为纂修《清史》的执行机构。屡次筹划,又屡次搁置。

下午,大家统一了意见,准备按照戴逸先生的意见,向国家申报纂修清史方案。

2000年12月,戴逸先生接受《瞭望》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提出“纂修《清史》,此其时也”(《瞭望》2001 年第 8 期)。2001年3月,李文海、王晓秋分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提交“纂修《清史》正当时”的提案(《光明日报》2001年3月7日)。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

2001年3月,人民大学召开有数十人参加的编修清史论证会,大家一致呼吁启动清史纂修,建议戴逸先生为首席专家,主持修史工程。

4月5日,清明时节,细雨纷纷,人民大学又邀请季羡林、任继愈、王锺翰、朱家溍等十多位老专家共商纂修清史大事,那年季羡林先生90岁,王锺翰先生88岁,朱家先生87岁,任继愈先生85岁,一代大学者拄杖莅临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与戴逸先生畅谈修史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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