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前中期政治话语统摄下的清史研究

清史研究作为重要的中国断代史研究，有着不同于其他断代的特质。清朝既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结束，又是近代历史的开端，了解当代中国，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解读。因此，清史研究自中国现代史学创立以来就是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回首清史学术百年，已有不少学人对20世纪前中期(即1966年以前)的清史研究进行过分时段的总结。一般看法，将20世纪前中期的清史研究分为3个阶段：10-20年代被认为是清史研究的初创奠基阶段，出现了一批通论清代历史规律、整理编修清史资料的著作；30-40年代是清史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既有新资料的发掘，又有新方法的引入，清史研究领域不断扩展；50-60年代是清史研究的转型改造阶段，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学界对清代历史的规律性认识有了巨大的进步和飞跃。[1] 当下的学术史回顾，虽然对不同时期清史研究的政治背景有所提及，但着力点均在研究成果的史学成就方面，至于政治话语对学术研究的统摄及二者间的互动，并未做深入的考察。清史研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并不是一个新的发现。冯尔康曾指出，“政治对清史研究影响之大之深”，并认为20世纪以来受到“反满革命” “反帝爱国”“反对苏修”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清史研究出现了观念偏颇与研究领域失衡的状况。[2](P10)政治影响学术，不仅仅是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干涉，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政治话语对学术研究构成的统摄与压力。话语是具有价值倾向性与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其本身具有构建知识的能力。[3](P152)同时，知识也是政治话语作为权力的一种支撑。学者应当坚守学术本位，独立于政治，这是民国不少学者的看法。然而，受到时代风潮的左右与刺激，民国学界无法摆脱政治施加于学术的统摄，清史研究中的民族观念与时代危机之间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张力。1949年前的清史研究以1931年为界，1931年之前的清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新生政权法统论证的工具；1931年之后的清史研究则在民族危机中成为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武器。1949年至1966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学术成为了为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政权服务的一种方式，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被更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新的清史研究虽然摆脱了“民族革命史观”的束缚，但又陷入了“阶级革命史观”的窠臼。二十世纪前中期，清史研究中的分歧、局限与转向，都与当时的政治话语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1911-1931：“排满”与“尊清”并峙 中国20世纪早期的清史研究，是与清末民初革命党与立宪派的论战紧密相关的。在这一场论战中，革命党人构建了他们“排满”的“民族革命”话语。“满不去则中国不能复兴”，在革命党看来，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主要原因是由于满族统治的结果，只要推翻了满族统治并代之以汉族统治，中国就会富强起来。[4](P132)保皇派与革命党在“革命与改良”的争论中不分伯仲，而在“排满”议题上则不能与之争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章太炎言必称“光复”，革命党塑造出了“满汉对立”的历史印象，并将满洲作为异族从中华文化的谱系中剥离，把清代的一切失败归咎于“逆胡羯虏，非我族类”，这无疑是一种偏见狭隘的种族观。而这种近似于民族复仇式的种族观则以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讨满洲檄》等通俗文宣为载体，成为了20世纪初中国的流行文化。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独立各省颁发的各种文件大都带有浓厚的“排满民族革命”色彩。辛亥革命以“排满”作为革命的时代主题，“建立共和政府，以汉族主治，同化满、蒙、回、藏，合五大民族而为一大国民”，[5](P711)确立以汉族为政权核心的“五族共和”，[6]是“中华民国”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7] “排满民族革命”的时代观下，清史研究的主流立场是带有革命党人的“排满”情绪，对于清代历史做出负面的评价。特别是在民族关系上，这种研究倾向把清王朝的统治视为异族统治，“所以把清朝统治时期所发生的一切腐朽和罪恶行为，都归罪于当时居统治地位的满族”。[8](P8)如王荣宝、许国英的《清史讲义》就认为清朝的灭亡由于其民族压迫歧视的专制所致，“其复亡之原因至为复杂，而最初之恶感，则在满汉待遇之不平，和厚己族虐使汉族，实为总因”。[9]( P52)与《清史讲义》相类，刘法曾的《清史纂要》强调清朝为民族压迫与专制的外族统治：“清亡之远因，已种于兴盛时期，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惨无人理，怨毒久深。然犹得曰逆取顺守，古来公例，野蛮政治，开国类然。胡以降至康乾之朝，辄复大兴文字之狱，举人民之言论思想，一切摧残而束缚之，何其酷也。”[10](P202)此外，“革命以后之小说家，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11](P3)如陈怀的清史研究，尽采“多尔衮十不从之策”“太后下嫁”“世祖出家”“雍正篡位”“太后缢杀香妃”“慈禧为叶赫氏复仇”等清末民初流行于街头巷尾的秘闻野史。对于清朝的灭亡，陈怀评论道，“以摄政始，以摄政终，先后一辙，岂非天哉！呜呼，清室虽退位，然至今尚拥尊号居帝宫，受民国之优待……自古亡国，孰有如清之优者，我不知觉罗氏有何积德累仁而获此厚报也”。[12](P334)孟森所谓“种族之私”，溢于言表。 “中华民国”成立的另一依据是以“优待清室，清帝逊位”为基本内容的“南北议和”。[13]从“十八星旗”的汉族国家到“五色旗”的多民族国家，对于革命党与保皇派、立宪派而言，都是一种尴尬的结局。这种尴尬的一大缘由是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14]国家统一、民主共和、三权分立，这些在“中华民国”肇建之时以《临时约法》的形式确立的“统治合法性”要素，都没有真正得以实现。章太炎就认为，民国建立之后，“政界之泯纷贪黩，又甚于清世”，“政治革命”远未成功。[15](P537-538)民国初年政局纷乱的一大表现是南北双方以及北洋各派系间围绕“中华民国”法统[16]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也映射于10-20年代的清史研究之中，使之存在着与“民族革命”根本对立，颂扬清代功德，敌视辛亥革命，同情满清政权的“尊清”立场。北洋政府所设清史馆编修的《清史稿》即为此种立场的代表。 《清史稿》的编修，其重要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易代修史”的方式，论证袁世凯所代表北洋政府具有的“正统性”。这种目的，在1914年北洋政府国务院请设清史馆的呈文及袁世凯所颁《设置清史馆令》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令文云： 大清开国以来，文物典章，灿然具备，远则开疆扩土，有关历史之光荣；近则革故鼎新，尤贞元之绝续。迨共和宣布，让德昭垂，我中华民国特颁优待条文，允彰崇德报功之典。特是记载尚缺，观感无资，及兹文献未湮，徵求宜亟，应即如所请，设置清史馆，延聘通儒，分任编纂，踵二十四史沿袭之旧例，成二百余年传信之专书，用以昭示来兹，导扬盛美，本大总统有厚望焉。[17](P1-2) 从这段大总统令中，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设置清史馆编修《清史》与《清室优待条件》、“清帝逊位”间存在着密切关联。清史馆编修《清史》这一行为是袁世凯治下北洋政府对自身合法性的一种构建方式，即“中华民国”法统来源于清朝的合法性，而清朝的合法性在于其“文物典章”“开疆拓土”与“革故鼎新”。洎乎末叶，清朝又通过“清帝逊位”这一正当程序将中国的法统付与中华民国。因此袁世凯设置清史馆编修《清史》，不仅是对清代纪其“功德”，“导扬盛美”，更是通过历史书写来明确清朝的“统治合法性”，以进一步构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设置清史馆之时，袁世凯刚刚平定了国民党发起的“二次革命”，并即将推出他的“袁记约法”。这三件事情可以看作袁世凯从文化上、军事上、法律上对“中华民国”“法统”的改造，“消解了一次革命即辛亥革命的某些含糊之处”，[18](P262)即将革命党为推翻清王朝所作贡献从中华民国的“法统”中排除出去。北洋政府国务院《请设清史馆》的呈文及袁世凯所颁《设置清史馆令》中，无一字提及武昌首义、辛亥革命及南北议和等革命党人对“中华民国”建立所作之贡献。在这样的政治话语统摄下，由清代遗老所修成的《清史稿》持有极端保守的“尊清”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 “排满”与“尊清”，从政治上讲都是为了维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只不过二者所维护的“中华民国”的内在涵义大有差别。历史书写中所包含的事实认知、感情取向、价值判断，实际上代表了书写者的政治认同，也满足了构建政治话语的“历史需求”。以坚持“民族革命史观”的学者的视角来看，满清是异族夷狄，辛亥革命的成功、“中华民国”的建立是汉族国家的光复，可比之“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元明革命。故而，通过历史书写消融清朝统治合法性，是确立“民族革命”合法性的前提。就《清史稿》所体现的政治立场而言，清朝与“中华民国”的关系，近似于中国古代的禅代关系。革命党人所发动的历次起义，对于大清实属反逆；对于北洋政府，南方的国民党所发动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犹是反逆。这样，《清史稿》所体现的事实认知、感情取向、价值判断也就构成了其对北洋政府“统治合法性”的政治认同。 随着国民革命的兴起与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战胜了北洋军阀，在政治上也垄断了论述“中华民国”法统的权力。1928年12月，奉系改旗易帜，这标志着三民主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的“三位一体”，在形式上实现了对“中华民国”的统一。与此同时，《清史稿》匆匆印成发行。1929年，接收清史馆的故宫博物院呈文国民政府行政院，明列《清史稿》“反革命”“藐视先烈”“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反对汉族”等十九项谬端，指责清史馆“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来未有之奇”，“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17](P228-229)请求政府“永久封存”《清史稿》。《清史稿》遂遭国民政府以“立词悖谬，反对党国”[17](P233)为由“永禁发行”，迄至国民党败走大陆，亦未解禁。自此之后，为清朝歌功颂德、“内清而外民国”的现象基本上从清史研究领域中消失了。 二、1931-1949：书写“中华民族一体论” 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维持了不到三年，就被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在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使“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策略“合法化”，必然要制造中国政府对满蒙主权“非法化”的假象。为此，他们制造“满蒙非中国领土论”“满鲜一体论”“满洲独立论”，利用中国自清末以来“满汉对立”的思潮，为其侵略中国制造合法性话语。[19]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些理论利用了章太炎等人在清末论战中的“排满”政治话语，对于中国思想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在这样的语境背景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们竟然与辛亥革命党人采用同样的“民族建国主义”，[20]在“满洲民族自决”的话语声中炮制了伪“满洲国”，实现了日本侵略者征服中国的第一步。大汉族主义的“民族革命”，将造成中国的法统断裂、边疆危机与国家的分崩离析，这在20世纪初是一种隐忧，[21]在30年代则成为了一种事实。 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政学两界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关于“民族话语”的斗争，回应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历史书写来宣扬“中华民族一体论”的成立。“中华民族一体论”的主要表述是“同终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各族经过长期的血缘混合与文化交流，已经同化成为一体的“中华民族”。[22](P57-58)这种观点也被国民党官方所接受。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具有官方白皮书性质的《中国之命运》，其中分析了蒙古、西藏、西域各边疆“宗族”、内地南方各“宗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过程，特别指出满族入据中原后，其“宗族”已经同化于汉族，“故辛亥革命以后，满族与汉族，实已融为一体，更没有歧异的痕迹”，“各宗族融合为中华民族，更由中华民族，为共御外侮以保障其生存而造成中国国家悠久的历史”。[23](P16)国民党的“宗族”理论认为，中国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其他族群只能被称之为是“宗族”。国民党的这种民族理论继承了孙中山20年代以“民族同化”为基础的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观，同时也应合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一个民族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其实质依然是大汉族主义。[24]既然国民党的“宗族”理论否认现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的各个民族是何时融入“中华民族”之中的呢？《中国之命运》历数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边疆地区的历史，认为这些边区宗族的内附，在清代业已完成。国民政府的这种历史观，可以说是30-40年代史学界对清代历史观感改善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 这一时期清史研究的总体趋向是给予清代更加正面的历史定位。这方面的研究，首推孟森与郑天挺的成果。作为辛亥革命以来清史研究的开山大师，孟森既反对像《清史稿》那样为清朝统治歌功颂德而不惜曲笔隐讳，又反对以民族革命的态度视清朝为仇敌而肆意诋毁。孟森考证澄清了诸多贬低满清的传闻野史，这是清史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工作。特别是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25]揭示了清之先世作为明之臣属，是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并非外族的历史事实，这不仅戳穿了清朝统治者的隐讳，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将满洲称为“独立民族”的有力回击。在《明清史讲义》[26]中，孟森高度评价了康雍乾三代巩固统一国家、收抚边疆、奠定国基版图的历史功绩。他指出，当时如果在处理边疆问题时“失之毫厘”，则外蒙古、新疆天山南北两路可能为俄国所取，中国将“失其形势”，这一看法可谓独具慧眼。郑天挺在孟森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清代历史一些重大问题的考察，加深了学界对满汉间民族文化融合的认识，把清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郑天挺《清史探微》中收录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清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化》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27]郑天挺通过对满清先世的考察，认为满洲是族名而非地名。他谈到，“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28](P4)直指日本妄称中国东北为“独立国家”的谬论。郑天挺通过对满族一些特殊风俗习惯的研究，认为“清初的几种礼俗，有的强汉人法效，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上均有所变革，这种变革不是由于政令的强制而是文化的自然调融”。[28](P57)他还通过对清朝皇室血系的考察指出，清朝皇室是满蒙汉的混合血统，其本身就是“武功之奋张，文化之调融”的产物。 同样是讨论清代的民族融合，民国时期颇负盛名的清史学者萧一山的论调，则与郑天挺大有不同，更多体现出了国民党政府的大汉族主义立场。1944年，萧一山在删改其旧作《清代通史》的基础上，出版了具有通俗史学性质的《清史大纲》。[29]在《清史大纲》中，他依然坚持旧有的“民族革命史观”，但将民族革命的对象由满族扩展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国民党“中华民族一体论”与“宗族同化论”的话语统摄下，萧一山不得不修正了他以往强烈的“排满”倾向。正是这种倾向性的修正，成就了萧一山历史观的跃进，也造成了他对于清代一些重大问题的阐释自相矛盾。萧一山基于“宗族”理论，认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都已被汉族“同化”，同时他又从“民族革命史观”出发，认为女真人(满人)是异族。由此，他认为女真人在入关之前甚至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被汉化，得出所谓“满族”只剩下爱新觉罗一家的独特看法。“民族革命史观”还影响了萧一山对太平天国运动的阐述。他将太平天国看作是清代“反满复明”民族革命的一个高潮，“以民族革命而论，天地会肇其端，太平军扬其波，革命党竟其功”。[30](P8)因此，萧一山把洪秀全看作民族革命的先驱，大加赞赏。同时，萧一山认为曾国藩也是伟大人物，因为他打败了反文化的洪秀全，保卫了中华文化，不仅是救满清，更是救中国。据此他提出，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反清的目的已经达到，政权已经移于汉人之手”[30](P3)的奇怪论点。 一般认为，萧一山《清史大纲》在学术上较《清代通史》有所退步。[8](P42)实际上，《清史大纲》不只是一部清史研究著作，也是一部三民主义的教科书，一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说明书。蒋介石推出《中国之命运》的动机，是借英美等列强与中国废除旧约的契机，宣传国民党的政治成就，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国民党政权联系起来。[31]《中国之命运》的第一至三章，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清代中国的衰落、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压迫以及辛亥革命的成败，这就包含了大量与清代历史相关的内容。萧一山《清史大纲》总共十章中，有六章讲述鸦片战争后的历史，其中第五章专讲不平等条约，第八、九章论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第十章讲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在结构上与《中国之命运》有呼应之处。在《清史大纲·引论》中，萧一山明确提出，北伐完成之后的“民族革命”就是由蒋介石所领导的“抗战建国”运动，亦是将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三民主义、国民党联系在了一起。考虑到《中国之命运》发表于1943年，《清史大纲》发表于1944年，《清史大纲》的主旨立场与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具有明显的关联性。 萧一山的清史观点长期为国民党所倚重，这正体现了国民党政治话语内部的重重矛盾：国民党的历史理论坚持“民族革命”立场，以区别于北洋政府的“五族共和”立场；[32](P152-153)国民党的民族理论强调“同化”，以构建“中华民族一体论”；国民党的文化理论把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塑造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诩为中国固有精神、文化、德性的护卫者。[33]自清末民初至40年代，伴随着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反共清党”、反帝抗日等时代风潮，国民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不断层累地添加新的论述以应对时局的变化，但对于旧有的政治论述却少有扬弃，以致顾此失彼，其内部叙述与时代要求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萧一山的《清史大纲》严重混淆了清代满汉民族之间与近代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民族革命史观”阐述清史以致做出了有悖逻辑的结论，这是国民党政治话语体系内部失洽最鲜明的体现。 三、1949-1966：“民族革命史观”的退场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国民党政治话语对中国历史书写的统摄。而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已经重新绘制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行了全面而精准的概括。毛泽东将辛亥革命称为“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因此，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不再是因其推翻满洲人奴役汉人的异族统治，而在于其“革帝国主义的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统治者的统治。[34](P1513)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辛亥革命与三民主义真正的继承人，将最终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还利用斯大林对十月革命的论述，重新解释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最根本的民族问题是把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真正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体，不再是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的“中华民族”，而是作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命运共同体的中华民族。[35](P233) 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在这篇短文中，毛泽东赋予了清末民初革命历史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论述：晚清革命党与保皇派的论战是“革命民主派”与“中国改良派”的“尖锐的斗争”，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同时，这篇短文也提示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与辛亥革命之间的法统传承：北洋军阀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反动派政权根本就没有继承辛亥革命的资格，新中国的合法性不仅在于推翻了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也在于“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即直接继承自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必然发展为由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阶级革命的政治话语抹去了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色彩。同时，清末民初的“南北议和”“优待清室”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也被看作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表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从而不再具有积极价值。 政治话语的更替，“民族革命史观”的退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主导地位的确立，决定了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清史研究新的转向。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清史论著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史观为原则立场，以阶级分析、社会性质分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例如，在以往研究中被视作“内乱”或是“民族革命”的太平天国运动，在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下，明确了其反抗封建统治的阶级斗争性质；1949年以前以考证满清民族先世为主要内容的清前史，转向为对满族入关前的社会性质、社会形态进行探讨；晚清史被从整体清史研究中区隔出来，成为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近代革命史的一部分，其中美国侵华史尤其受到重视。 这一时期清史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这一场热烈的讨论，极大地拓展了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其后中国各个断代的经济史研究均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展开的用意，在于通过历史研究来论证经典中政治结论的真理性：“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力地驳斥帝国主义诬蔑我国社会只有外力侵入才有进步与发展的胡说，从而也证明了毛主席所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36](P3) 随着对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的批判，过去惯常采用“民族视角”进行考察的话题，也都转化为了“阶级分析”的对象。例如，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37](P73-144)与张唯华《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38]中对清前期内政措施的负面论证都是从满族社会性质阶段的落后性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角度展开的。刘大年《论康熙》[39]一文讨论清初反满运动，特别强调满族入关后，“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发展，决定着反满运动性质的变化发展”，指出清初反满运动的实质是地主阶级集团内部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斗争。清史学者有这样的论述，也是“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40]的民族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表现。 50年代后期的“史学革命”以及批判“历史主义”风潮的兴起，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是唯物史观的核心，阶级斗争的观点在史学研究中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41]1965年，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将“文化革命”的政治风暴刮进了史学研究领域。《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同时转载的还有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至此，政治话语与学术的关系不再是“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文革”十年的“研究历史”已经不能被称之为是科学研究，而应当被视为政治工作。 四、结 语 政治话语对学术研究的统摄，往往被视为一种负面的现象。政治话语构成的外部压力对于学术研究会形成一定的干扰，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权力对学术的强力控制，对于学术生态更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然而，换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历史学者在史学研究中采用哪一种政治话语进行论述，一定程度而言正是其感情取向、价值判断与政治认同的表现。在某些年代，学术研究必须依赖于政治话语所提供的理路与范式才有表达的可能与方便，政治话语化为了精致的衣帽，在某种程度上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保护。这正是政治权力依托政治话语运行的方式。 某一时代的政治话语对于学术研究是一种限制性条件，但是此一时代的学术研究也为我们了解政治话语打开了一扇窗口。透过这一窗口，我们可以更加细致地了解到政治话语体系的内部构造、运行方式，特别是体系内部的话语矛盾与逻辑失洽。某一理论作为政治话语的一部分进行表述的时候，逻辑通常是自洽的，但是多种理论作为一组集合所构成的政治话语体系，其内间往往牴牾扞格。由这样的政治话语体系所统摄，或是为之服务的史学研究，出现自相矛盾的解释或是有悖史实的论断，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我们回顾20世纪前中期的清史研究历程，经常会做出“标签化”的认知，或将某些思想言之为“进步”与“反动”，或将某些论题称之为“真问题”与“假问题”。无论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所谓的“问题”有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对于20世纪前中期的清史研究者，我们也应抱持“温情与敬意”，体悟到他们学术研究背后的情感倾向与政治诉求。面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如何仔细剥离他们与政治话语的复杂关系，看到其中史学价值的部分，这是学术史回顾与整理的重要课题。至于清史研究作为政治话语运行载体的一面，这些成果本身就是珍贵的史料，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以政治话语与学术研究的互动为视角考察中国的清史研究，不仅有学术史回顾的价值，也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当下的清史研究。近30年来，学术研究氛围日益宽松，中西方学术交流更趋紧密，自清前史至晚清史，各种新命题、新方法、新理论层出不穷。其中不少重要话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兴趣与热烈讨论。有些命题、方法、理论与某些政治话语的隐秘呼应，我们并非难以察觉，但是否应当将其与政治话语进行剥离，又如何在剥离的过程中不扭曲其真意，值得研究者思考。 注释： [1]长时段的清史学术史回顾，可参见：陈生玺，杜家骥.清史研究概说[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钞晓鸿，郑振满.二十世纪的清史研究[J]. 历史研究，2003(03)；高翔.五十年来的清史研究[C]//.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史论丛1999年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刘凤云.观念与热点的转换： 清前期政治史研究的道路与趋势[J].清史研究，2015(2)，等. [2]冯尔康.清史研究与政治[J].史学月刊，2005(3). [3]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J].历史研究，2007(2). [4]郭铁桩.辛亥革命与民族革命关系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0(5). [5]吴根梁.民国报[C]//.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发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的同时，还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布告全国同胞书》，宣称“今特布告我大汉同胞……自能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直抵黄龙府，与同胞痛饮策勋，建立共和国，使异族俯首帖耳”。参见张其昀.国父全书[M].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页446-447。即便是立宪派，如杨度等人亦认为，五族共和，只有汉人具有国民资格，满蒙回藏四族，尚处于宗法社会的阶段，“于国民之资格，犹不完全”。参见杨度.中国新报叙[C]//.刘晴波.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页207。郭铁桩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提出的“五族一家”、“满汉平等”等口号，“所说的满汉平等事实上是建立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恢复汉族统治基础上的平等，并不是那种完整意义上的平等”。参见郭铁桩.辛亥革命与民族革命关系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7]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拜谒明孝陵，是宣告中华民国法统成立的重要仪式“民国统一大典”的一项内容。孙中山的《谒明太祖陵文》全文充斥着满汉对立的话语，将清室退位称为“奉兹大柄，还我国人”，把中华民国的建立看作是与明太祖“光复中夏”别无二致的“伟硕”事业。可见孙中山将“民族革命”视为中华民国重要的合法性依据。参见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页98；刘浦江.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J].中国史研究，2014(3)，等. [8]陈生玺，杜家骥.清史研究概说[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9]王荣宝，许国英.清史讲义(第4编) [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3. [10]刘法曾.清史纂要[M].上海：中华书局，1914. [11]孟森.清朝前纪[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2]陈怀.清史两种[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13]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4]杨念群.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J].近代史研究，2012(5). [15]章太炎.发起根本改革团意见书[C]//.朱维铮，姜义华.章太炎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6]“法统”一词是民国初期流行的政治术语，用以指称权力的来源或依据，以判别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狭义的法统是指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民初国会，广义的法统泛指一种基于政治、法律、文化的合法性的建构与维护。广义的法统更接近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正统”的观念。换而言之，民国时期狭义的“法统”概念是指统治合法性的法律基础，而广义的“法统”概念则可等价于统治合法性本身. [17]许师慎.有关清史稿编印经过及各方意见汇编(上册)[G].台北：“国史”馆，1979. [18]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9]晚清革命党以“排满”为核心的“民族革命”理论的形成深受日本“国粹主义”运动时期“民族国家”理论的影响。而与革命党关系密切的内田良平等人，很早就意识到革命党“兴汉灭满”、“驱逐鞑虏”的口号可资利用，可以之作为将中国东北、内蒙古乃至西藏分裂出去，由日本控制甚至吞并的契机。参见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J].二十一世纪，2006(3)；王柯.民权、政权、国权──辛亥革命与黑龙会[J].二十一世纪，2011(5)，等. [20]“民族建国主义”或称为“民族自决主义”，萌芽于欧洲民族主义思想，它是使一个民族从异族统治中解脱出来，享有独立建国权利的政治学说和运动。20世纪初，这一政治思想上升为一种国际政治原则，被称为“民族自决原则”。晚清革命党的“民族建国主义”思想与日本理论界、政治界人士如内田良平、北一辉等渊源甚深，而策动“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的日本关东军亦深受北一辉等人思想的影响。内田良平本人则参与了分裂中国东北的“满蒙独立运动”。参见渠长根.日本侵华思想理论探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页56-67. [21]清末民初，康有为、梁启超已指出，在中国推行“排满主义”的“民族革命”，可能会被列强加以利用，使蒙、回、藏之内附难以维持，有被列强瓜分灭国的危机。参见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C]//.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474—505；梁启超.新中国建设问题[C]//.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页2443，等. [22]文明超.政治斗争中的民族话语——兼谈“族群”与“民族”概念之争[J].开放时代，2010(6). [23]蒋中正.中国之命运[M].重庆：正中书局，1943. [24]郑大华.论晚年孙中山“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J].民族研究，2014(2). [25]《明元清系通纪》为孟森于北京大学授课时所作，1934年9月，《明元清系通纪》前編与正编五卷由北京大学铅印刊行，1937年刊印至正编卷十五，叙事至嘉靖三年(1524)止。 [26]《明清史讲义》是孟森于1935-1937年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抗战后，《清史讲义》部分由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于1947年出版。1981年，中华书局将商鸿逵整理的孟森《明清史讲义》合为一部出版。 [27]郑天挺《清史探微》收录了其1936年至1944年十二篇重要的清史论文，由重庆独立出版社于1946出版。其中《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刊于《人文科学学报》1945年9月)、《清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化》(1941年12月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讲演)是置于卷首的两篇文章。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郑天挺自选文集《探微集》，此两文仅置于其建国后所作《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之后，可见郑天挺十分重视这两篇文章，视为其重要的代表论著。 [28]郑天挺.清史探微[M].重庆：独立出版社，1947. [29]萧一山的《清代通史》是20世纪20年代清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全书三卷合计二百余万字，分别于1923年、1926年、1930年由中华书局及北平文史政治学院出版。《清代通史》以排满民族革命思想为主导，采用章节体，于清代政治史、制度史、社会文化史均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为当时其他清史著作所不及，引起学界乃至政界的广泛瞩目。萧一山的《清史大纲》于1944年由重庆经世学社出版。全书采用史话体，文笔通俗，更加侧重于晚清近代的历史。 [30]萧一山.清史大纲[M].重庆：经世学社，1944. [31]李杨.蒋介石与《中国之命运》[J].开放时代，2008(6). [32]刘超.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以“清朝史”叙述为中心[J].史学月刊，2014(3). [33]吕厚轩.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34]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C]//.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5][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36]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37]尚钺.清代前期中国社会之停滞、变化和发展[C]//.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38]张唯华.满族未统治中国前的社会形态[J].文史哲，1954(10). [39]刘大年.论康熙[J].历史研究，1961(3). [40]黄铸.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由来[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 [41]蒋大椿.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C]//.罗志田.20世纪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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