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与地方的政策与利益——鸦片战争前对外贸

清兵入关直下东南之后，对于满族统治者来说，政治形势是很不利的。其中郑氏集团雄踞闽南台湾，与清廷对抗。清初近40年中屡屡宣布海禁，且禁令及其实施之严，明代不可比拟，而一旦消灭郑氏政权便立即解禁，只能解释清廷海禁是民族矛盾斗争的产物。康熙二十二年，施琅题奏弛禁(慕天颜的《请开海禁疏》也应是此时之作)，二十三年诏开海禁[1](P9)，二十四至二十五年开始出现通商效益[2](P110-135)，在开禁之后，清廷政府主要采取有限贸易的管制政策(康熙五十六年又有禁南洋贸易，雍正五年废)，并对欧亚商人予以区别对待，出现了所谓的“广州一口通商制度”。所以在朝廷对海外贸易是禁还是通的问题上，一般大臣无更多讨论的余地。然而，由于朝廷采取有限贸易的管制政策和区别对待欧亚商贸的措施，江浙闽粤四省在实际贸易中由于面对不同的贸易对象并因此呈现不同的出口商品结构和商品量、贸易额，地方经济因此出现了不公平和不平衡。要么禁海大家穷，开了禁就应该大家富，地方经济利益开始成为地方长官和官僚们追求的东西，权衡地方利害便成了官员们用心之处。但是康、雍、乾三朝皇帝魄力大、主见明，中央大臣与地方大臣对大政方针必须服从，只是在服从的同时或表面文章之下，设法去谋求对本地方有利的谕旨和部议。因此，与明代相比，随着中西贸易在康熙解禁之后的发展，中央朝廷与地方政府在对外贸易上的不同利益越加明显，由此形成了不同于明代的“禁”“通”之辨，官员奏疏中可以看到现实中的利害之争。这种争论由于包含了地方长官为本地所争的利益，因此在使商民受到管制和限制的同时，也给当地商民以生存发展的空隙。这是清代海洋社会经济得以相对发展的大社会原因之一[3](P103)。

一 中西贸易：广东夺得特权

康熙开禁，设榷关四：广东之澳门、福建之漳州、浙江之宁波、江南之云台山。如此四关，就当时清廷所能具有的对外贸易观念来说，还是合适的。因为：第一，它考虑到了原有的对外贸易传统；第二，它照顾到了东南各省的平衡；第三，它注意到了中层沿海贸易的中介作用与内层内陆省份商品来源腹地的关系。当然，就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外贸易西方市场对中国市场的渴望和中国东南市场对世界市场的热情，这四个榷关是不够的。

先后来到的西方商船很想直接进入中国国内市场与中国商人甚至是“厂家”交易，他们想把贸易成本降到最低程度，以获取最高利润；他们想得到最好的丝、丝织品和最新鲜的茶叶。特别是他们中的后来者总想得到先到者同样的东西。葡萄牙人得到了澳门，英国人也想要一块地方，比如一个靠近市场的小岛；荷兰人帮助康熙打郑氏集团，得到在中国沿海贸易的优待，英国人也想要，虽然他们不会忘记他们曾与郑氏集团有数年的贸易往来，还向郑氏集团提供过军火[4](P47-49)。从康熙开禁时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就一直在江浙闽粤四省沿海一带“试探”，想寻找到一个最理想的突破口。但英国人开门不吉，“粤东红毛有英圭黎诸国，最为奸宄”[5](P40)是中国人对他们的看法。而他们则认为广州、澳门贸易中的索费太重，增税太苛，官商、皇商令人恐惧，虽然他们自己也是官商。“粤中初设洋商通事，洋行据为垄断之利，诛求不已，串通官吏，规费益增，于是英商洪任辉等仍赴浙，请在宁波开港。”他们终于看中了宁波。“初，浙之海关设于宁波，舟山尚未置县。商船出入宁波，往还百数十里，水急礁多，往往回帆径去。迨定海既设监督，张圣诏，始请移海关于定海。部议从之。乃于定海城外道头街之西特建红毛馆一区，以为番舶来往之逆旅，自是浙之定海商船日多。英商以粤中不便，数来往舟山，见今昔情形之异，乃定计争之。”[5](P41)

乾隆二十年(1755)，“闽浙总督革职留任又从宽留任臣喀尔吉善、浙江巡抚周人骥谨奏，为奏闻事：据护理浙海关事宁绍台道罗源浩禀称‘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有红毛国商船一只收泊定海县地方。据定海县知县庄纶渭赴船验明粤海关牌照，查点商梢共五十八名，护船炮械十四件，番银二万余两。据通事禀称：我叫洪任(辉)，是红毛国人，商人叫喀利生。上年正月在本国出洋，于六月内到广东，卖了货，闻得宁波交易公平，领了粤海关照，要到宁买蚕丝茶叶等物。随于四月二十九日派拨兵役，护送到宁波府，住歇李元祚洋行，现在招商买卖’等情，前来。臣等伏查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至意。除饬令该道派拨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则征收，据实报解外，理合会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六日朱批‘览’)”[6](P354)。同样的奏折还有数份，足以见得在浙江省宁波定海，不仅商人欢迎外商前来贸易，而且官员也有同样的表现。贸易不仅对商人有好处，对官吏也有好处，至少，发展对外商业贸易对地方经济总是利多于弊，个人所得尽在其中；何况，由于中央朝廷的有限贸易政策，宁波定海已是很久没有洋船来贸易了。“臣等伏查红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至意”，其中流溢着对贸易的急切心情。各省之间不好去抢夺外商，现在既然外商来了，“除饬令该道派拨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则征收”。英商感觉非常好，洪任辉的报告说道：“……当地文武官员来到船上，询问我们到此何事，我们说是来贸易的，他们听后非常高兴。他们的举动极为礼貌，但他们表示要等候宁波方面的来信，才能进行工作。三四天来，我们的船象集市一样，很多人到船上来；我们入城访问当地长官，他们大开中门欢迎，这是对客人的很大尊敬。……我们前往谒见(海关监督)，他很慷慨地招待我们，不象粤海关监督那样，虽然后者也值得重视的。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喜悦，并称愿意尽力鼓励我们开展贸易。喀剌(利)生呈上汉文公函，内称假如我们到此贸易，请先给予下列十九项权利：船上炮位不需要拆卸，应与中国人有同样子等地位，正如他们的船只到外国一样取得平等地位。十九项中他批准了十七项。其余两项是关系不大的，喀剌生认为不必再去争持。我们告别时，他说要看一下公司给喀剌生训令的内容。我详细地向他转述，使他很满意。最后，他说我们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利，可以获得比本地商人更多的优待，我们可以随时见他及其他官员云云。抚院同意我们提出的要求，并将其张贴在城门，还贴一张在我们的商馆门前。从外地来的商人，只有两三个，我们无法获知货物市价，但前景是极为乐观的，如果孟买有船来，我们一定能把工作做好。海关监督送来税则一本，我们在此地缴交的船钞和货税，不及广州的半数。”[7](P441-442)英国人发现，在广州那个被贪官和行商独霸的天地之外，还有可供选择的去处。宁波与广州比起来，更适合英国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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