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年来的明清史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明清史研究在“拨乱反正”和国际明清史研究界的发展变化这个双重学术背景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第一，在这40年中，中外学者对16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形成共识。对于这样一种社会变化究竟应该如何定位？赵轶峰给明清社会定位为“帝制农商社会”。李伯重将16世纪50年代以降江南地区的经济变化，称之为“早期工业化”，认为属于由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的“斯密型成长”。黄宗智则认为这是人口压力造成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有关“新清史”的讨论在近10余年中异常热烈。“新清史”对“汉化论”的否定在于以往清史研究过于强调清承明制，较少看到清史上满洲特性或内亚性所起的重要作用。反对者或重申汉人传统或明朝制度的重大影响，或指出以往的清史研究也并未忽视对我们蒙古、新疆、青藏地区的关注。这样的探讨对我们认识19世纪中叶以降的断裂与连续性问题必定有所启示。

第二，近40年的明清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史、文化史、乃至环境史、科技史、身体史、性别史等不同研究视角也异军突起，使明清史研究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是其他断代史所无法比拟的。这一是受惠于明清时期的材料大大多于前代；二是明清时期整个世界历史也在剧烈变动，中外联系比之前更加密切，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

第三，从区域史到全球史。在40年的明清史研究中，特别是近20年，由于地方文献的发掘与利用，区域研究已成为一时的风气，而明清史与整体性世界的直接关系，也导致了跨区域的、甚至涉及全球联系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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