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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

天开皇清计六奇的历史书写与政治认同

编者按:在中国古代史各断代方向研究中,清史研究向以史料种类、数量繁多著称。相较于先秦史和中古史而言,清史研究的相关史料往往穷研究者一生亦难尽读。而近年来在中外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清史”研究,在给清史学界带来“内亚视角”这一饱受争议的研究取向的同时,也让研究者意识到新时期新的研究视角的重要性。本期所刊发的三篇专题文章,从清初史家历史书写的政治认同、北官南任及清中期刑讯之制等方面,利用各种史料,对清代历史进行了多视角的系统考察,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计六奇,天启二年(1622)生,卒年不详,撰有《明季北略》《明季南略》①① 本文将《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分别简称《北略》《南略》,统称时则称《南北略》。等,该二书是研究明末清初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计六奇及其著述的研究尚显薄弱,仅有几篇论文专门探讨,或在些许史学史著作中有所提及。对计六奇及其史书较早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张崟先生,他是发现和整理该书旧本的主要学者之一。张崟先生于1964年开创性地撰写《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一文,对计六奇的生平、撰写《北略》等书的经过及全书的义例、资料来源及其版本问题做了详尽考证和基础性分析,为后世研究者所倚重。因此,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南北略》时,专门将此文附于《北略》书后[1]。后《南北略》点校者任道斌在张文的基础上专门为计六奇作传,对其生平详细论述,分析计六奇的撰写动机与时代背景[2]。另一位点校者魏得良亦进一步论述了《南北略》的版本与史学价值及缺憾[3]。中华书局出版《南北略》后,此书成为重要史料来源,所载史事被广泛采择到明末清初的历史叙事中。

截至目前,学术界关于计六奇及其《南北略》等史书的研究成果总贯穿一个相似的价值判断,即认为计六奇撰写史书的动因之一就是为了寄托他的“民族思想”,特别是华夷大防的政治思想,从而表达他抗清反满的态度,也就是将计六奇视为明朝“遗民”。

奠定这种价值判断基础的是张崟,他认为“计六奇的历史著作,还是他课余劳动的结晶。……他炽烈的民族思想要有所寄托,于是他要从事著述;他生长在一个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战火纷飞的时代,他的民族思想的最好寄托,就是记录这个时代。《南北略》两书即撰写于此时。所馆诸家,仅知其姓,不详其名,可能都是些或多或少地具有民族意识的故家。特别是社土夅王氏,‘门墙清简’,对他的编写工作帮助很大。”[1]731

张崟关于计六奇民族思想的观点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接受。任道斌认为“明清之交发生了许多反压迫、争自由的可歌可泣斗争,有些民族感较强的知识分子,为了不使这段历史湮没,冒着杀头毁家的危险,千方百计地搜集资料写史,计六奇就是其中之一”[2]201。胡晓彤也谈到:“济之异母弟谋,字献之……清顺治三年(1646)仲冬十一日,起义抗清……兵败被杀,这对青年时代的计六奇当有很深的影响。”“计六奇撰写《明季南北略》的原因,一般认为是为了寄托他自己的民族思想。”[4]葛星则从“充满敌意和歧视的字眼称满清”等六个方面论述了计六奇的华夷大防思想[5]。一些论著甚至认为,计六奇书中称赞清朝的话语是其“为自己撰写晚明历史,避触时讳,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6]。

很明显,在这些论著中,计六奇被塑造成为一个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家,他的著作也被视为记录可歌可泣的反侵略、反压迫的光辉典籍。笔者认为,以上观点颇有值得商榷之处,这些价值判断可能并非计六奇要在书中表达的思想,而是当代学者的民族主义观点不断叠加到计六奇史书中的结果,或许不自觉地带有一些“强制阐释”的色彩。为此我们应该回到计六奇的著作本身,对《北略》《南略》进行全面分析,避免陷入望文生义、以偏概全的困境。

一、对目前有关计六奇政治认同、史学思想之学术观点的反思

计六奇传世最广的著作当属《北略》与《南略》二书,以往研究者已有详论,此处略作概括。《北略》全书共二十四卷,记事起自万历二十三年(1595),迄至崇祯十七年(1644);《南略》全书十六卷,记事起自甲申四五月,迄至康熙三年(1664)。学界多以为《北略》《南略》撰成之后并未刊刻,直到嘉道之时才刻印流传。但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言有海盐朱氏旧藏康熙活字本[7]。此说也得到韦力的支持,他指出《北略》有康熙十三年(1674)的刻本[8]。雍乾之际文狱大兴,许多书籍遭到禁毁,《北略》《南略》也转移私下流传,① 据张崟先生考证,《南略》列入《禁毁书目》。见张崟:《计六奇与〈明季南北略〉》,计六奇著,魏得良、任道斌点校,载《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32页。至嘉道时期方才大量刻印出版。② 谢国桢、韦力两位先生所言康熙刻本是否存在尚待考证,但是笔者查阅史料检得全祖望在作文时曾参看《南/北略》,其在《淡巴菰赋并序》中有“梁溪明府,指为旱魃(原注‘见《南北略》’)”一句,可知全祖望曾参看《明季北略》并引用。全祖望所参看是否是康熙年间的刻本,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参见全祖望撰、朱铸禹汇校集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此后,该二书始迅速刊刻流传,版本渐多,但都经过删削,并非计氏原稿。此外,另有并不常见的三件稿本:一为北京朱天明购自苏州的《北略》原稿本、顺德邓氏所藏《南略》精钞本;二为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旧钞本;三为常熟曹大铁藏钞本。③ 参见《国粹学报》1908年第4卷第4期,第128-131页。后中华书局以杭大钞本为底本,综合曹大铁藏本、通行诸本以及其他史书相互参校,补遗正讹,于1984年出版,是为迄今最为完整之版本。本文所据即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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