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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

保尔:“新清史”还没完,“新明史”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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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形容词,“新”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这个词往往不具有鲜明的褒贬含义。近年来,若干以“新”为标题的史学研究,就没有因其新的特质而得到普遍的认可与赞扬,其中的典型就是“新清史”。

就词意而言,新清史的“新”首先来源于研究视角与研究资料,其他以“新”为名的断代史研究也大抵如此。值得关注的是,若干以“新”为名的研究,都重视由内亚引出的研究视角,并且渐有扩展之趋势。笔者亦将由此出发,围绕内亚视野下断代史研究出现的一些新趋势,略谈一家之言。

《雍正帝行乐图·道装像》,图自故宫博物院。

为什么要突出“内亚”?

在讨论研究趋势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何为内亚?顾名思义,内亚是“内陆亚洲”(InnerAsia)的简称,这只是一个地理概念的词汇,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含义。所谓的内陆,主要是指以蒙古高原和核心的亚洲腹地。

较之于以山川河流划分空间的地理学概念,“内亚”的空间范围强调历史时期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内部活动的空间,因此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具体到与中国历史有关的“内亚”,主要是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

自秦汉大帝国以来,以上内亚地区虽曾多次纳入帝国版图之内,但这里的居民大多数不是汉人,中原王朝对其施行的管辖也多为羁縻性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较为松散。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内亚地区存在的民族政权,更构成了对中原王朝的强力挑战,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因此,无论关注哪一段中国历史,内亚都是不容忽视的地域。

然而,受史料数量和语言文字的影响,研究内亚历史并不容易。比如横行一时的匈奴,汉文史料之外几乎找不到其他系统性的历史记述。曾经与隋唐帝国分庭抗礼的突厥,现今也只留存有寥寥数块突厥文碑刻。对于隋唐以前的中国历史,内亚视野的研究很多只能寄希望于考古资料。

但宋以后的史料条件大不相同,不仅汉文材料更加丰富,其他文字的资料也大量得以保存。于是诸如“大元史”或者“新元史”等以内亚为视角,审视历史的新研究路径出现了,标榜重视满文史料的“新清史”自然也位列其中。

“大元史”与“新清史”的观点是否成立,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但可以确信的是,跳脱于中原的历史视角,从汉文史料之外审视这两个王朝统治时段的历史,的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尤其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这期间的历史过程。

明朝: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也有“内亚性”?

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帝国,元朝与清朝本就来自于广义上的内亚,在其统治的历史时期内也与内亚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此从内亚视角延伸出“新”的历史解读,无论成立与否,至少有一定的可行性。而作为最后一个汉人建立的王朝,明朝是否也能和内亚发生联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前面所说的内亚,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由此衍生的“内亚传统”,则是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专指在非汉族聚居的内亚地区产生的文化和制度体系。由于各种原因,内亚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融入到了中国的历史中,为中国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带来了新的变化,这些来自于内亚的因素,被称作“内亚性”。一言以蔽之,内亚性就是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的表现。

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亚势力中,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力量最为强大,构成了与中原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也是最为重要的“内亚传统”来源。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长城南北的势力互动频繁,诸多内亚历史传统得以深深嵌入到中国历史之中,构成了中国历史中的“内亚性”。其中“内亚性”最强的,自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

《帝国的暮光》书影

事实上,当今学界最推崇中国历史“内亚性”研究的,正是美国的新清史研究群体。他们强调明、清两朝之间的差异性,强调刻画清朝有别于明朝的“内亚性”,甚至认为清帝国的“内亚性”超过了“中国性”。作为对比,明朝成为一个纯粹的汉人政权,这样才能够把“明清史”断裂为“明史”与“新清史”。

然而,果真如此吗?从“内亚性”的研究视野出发,我们不妨借用“新清史”的研究路径,来“套路”明朝历史。

清朝皇帝在藏传佛教中的尊崇地位,受到了新清史研究的重视。事实上,明朝皇帝同样对藏传佛教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中外学者的研究陆续揭示,早在永乐年间,五世噶玛巴活佛前往南京拜谒明成祖时,就着重强化了对明朝皇帝的崇敬,尊明太祖和马皇后为文殊菩萨和度母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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