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写《清史》有何不可？文言文写史并不是

为弥补《清史稿》不足的遗憾，近期有报道称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先生为总主编的新《清史》即将问世，全书据说有3500万字，可谓是体量浩大，几乎堪比此前的《二十四史》的总和。字数这么多，是因为戴逸教授撰写的过程中使用的是白话文，这也在史学界引起较大的争议。

要我说，以文言文写史并非是万世不易的“祖宗家法”，不可变更。新《清史》采用白话文，我是赞成的。

清史专家戴逸先生

每个时代有自己通用的文字，古代通用文字有书面语和口语之分，书面语就是文言文，文言文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二十四史》也皆是以文言文为体裁。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来国人平时使用的就是白话文，当代最常用的文体就是白话文，白话文更是国家法定的通用语言文字。

对于文言文，除了专业人士以外，绝大多数人是“能读不能写”，读还可以，写出来高质量的文言文就很难，即使在史学界也是如此。今人接受的都是白话文教育，整个知识群体也很少能够到达古代文言文那种水平。既然不能流利的写作文言文，难免词不达意，又怎么能放心地把《清史》用文言文来书写呢？

君不见，郦波教授写了几首古诗都被群嘲了，要是《清史》用文言文，挑毛病的必然一大堆，各种质疑、纠错不断，必然成为某些人挞伐的焦点。他们很可能会说：就《清史》这文言文水平，简直让天下人“嗤笑”。

中华书局出版的简体字版《清史稿》

中华书局出版的繁体字版的《清史稿》

哪有什么亘古不变的著史方式，史学不是文学，追求的本质不是语言美，史书更应该以史料详实内容完备为目标，文言文、白话文都只是表达形式。抱守着只用文言文写史不过是一种情怀而已，但却不符合史学传播和当下人们阅读的习惯。

书写出来是为了给更多人学习研究的，而不是只在小范围圈子里流行。《二十四史》皆文言文，古往今来又有几人通读过？如果一部书写出来，搞得当代人都看不懂，出版了也是束之高阁，有什么意思呢？

文言文过于言简意赅，很多春秋大义的笔法，搞得现在的人们一头雾水，不得不进行各种考证和解读。已经流利使用白话文的今人，又何必用文言文“捉弄”与“折磨”后人呢？

有些人说白话文的《清史》会造成中国文化古代和现代、现代和未来的断层，这纯属危言耸听。四大名著都不是文言文，一样是中华文化瑰宝。

还有人说用文言文的好处是不会随口语变化，比较稳定。文言文只是我们对古代书面语的一种统称，很多字词含义和语法历代皆有不同，你看先秦时期的《诗经》《春秋》，它的文字就与《史记》《汉书》差别很大。《诗经》《春秋》到秦代很多人都看不懂了、理解不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三传就是注释解读《春秋》的。《史记》的很多篇章，就是经司马迁用汉朝语言翻译后的《尚书》。《竹书纪年》出土时，晋朝人也一样不解其意。

上下几千年历史，文言文一直都在发展变化，秦汉时的文言文跟明清时的文言文已经天差地别了。对了，清朝皇帝的朱批再正式不过了吧，那可都是大白话，你看看康雍乾的朱批，都在一本正经地写白话。

康熙皇帝朱批

白话文也有规范的书面文体的，书面的白话文不是我们日常使用的大白话（口语）。你看政府机关公文、学术科研论文、法律文本、会议文件，乃至一些党报党刊，都是白话文，却不是口语。书面的白话文一样严谨、庄重。

白话文写作，一样可以写出与历史底蕴相称的文学性和思想性，《鲁迅全集》《毛泽东选集》没看过的，难道还没听过？

正史是严肃的，但不是说只有文言文才庄重严肃，《清史》采用白话文，一点也不会影响它的严肃性和学术价值，反而可以增添阅读便利。自然，要是引用某些重要史料时，如历史文献、朝廷公告、大臣奏章之类的文稿，都应该使用文言文的原文。

雍正年间的一份奏折

文化的继承有连续性，白话文就是文言文在新时代的传承。如果认为史学从此“断层”了，其实那很好办，文言文的《二十四史》可以自成一个体系，白话文的《清史》乃至《民国史》单独成为一个体系，这又有何不可？

谁说一定要把《清史》塞进去，凑足《二十五史》《二十六史》《二十七史》的？

我敢说，大部分支持用文言文的估计都没打算去看，叫得最响的，是最不可能去看的。因为这部分人多数都是表演爱好者，而不是历史爱好者。他们只活跃于评论区，而不是历史书的故纸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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