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任何一国而言，历史都是不可舍弃和遗忘的宝贵财富，中国作为现存唯一一个文明古国，自然也有深远的历史文明。而在中国各类历史古籍中，二十四史也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
似乎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开始，每个王朝都背负了同一个使命，那就是要对前一朝代的兴衰有透彻的研究，当然除了研史以外，修史也是王朝使命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每个朝代都成就了一批史学家，比如司马迁、欧阳修、张廷玉等。
可虽说研究前朝历史这个固定行程亘古不变，但同时也要承认，因为是由现朝来编写前朝的历史，自然也会融入一些主观情绪，添加某些现有的意识形态，所以自然而然也就会出现讽古颂今的情况。比如在元朝时期编修的《宋史》就对宋人有较多的贬低情绪，所以这也被后世评价为有失公允的史书记载。
而清朝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终结者，其灭亡至今已有上百年，而在这之后对于清朝的研究也成为国人研究古史的最近记录。在民国时期时，赵尔巽曾主编清史，共历时14年，但因为时代混乱所致，当时他并没有完成最终审稿，就只能仓惶出版，并将其取名为《清史稿》。
然后在国家安定之后，史学家也对清史稿进行了编修和校正，如今清史稿也已经基本完善，对国人研究历史具有重要价值。除了清史稿以外，近期又有报道称戴逸教授和主编的《清史》也已经计划出版。
只不过戴逸教授的这个清史一书出版之前就承受了较大的争议，虽然说先清史和以往的二十五史同样为纪传体通史，但其特殊之处在于戴逸教授撰写的过程中使用的皆是白话文，这也在历史研究界引发较大的非议。
实际上大家对于白话文较为抵触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中国文言文语义千百年来未曾有过改变，使用白话文虽然方便了现代人阅读，但很难保证日后能够方便后人阅读。
此外也有人认为现在新清史使用白话文没起到传承关系，毕竟在此前二十五史皆使用文言文，白话文与之对比显得更格格不入一些。而且文言文言简意赅，若使用白话文的话，可能需要较多的篇幅，甚至要超出文言文10倍以上，这样也会造成资源浪费。
还有人认为，既然是叙述历史，那么就应该使用能够代表历史表达方式的文言文，而如今用白话文记述清史也只能称得上是演义。
不过也有另外一部分人赞成使用白话文来记述清史，其原因在于二十四史从开始用的都是文言文，对于一些专职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或许能够习惯文言文阅读，但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大家自然是白话文阅读更方便。此外对于文言文较为精简，但白话文相较繁杂的问题，有人解释称，在当下这种信息化时代，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更能方便传播与使用。
当然也有人认为，要读明史和史记这类的史书都需要找翻译，所以如果能够直接使用文言文更加便捷省力。
而除了使用文言文以外，戴逸教授主编的新清史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地方在于它的篇幅总计3500万字。而这个篇幅的意义就在于它足足达到了二十四史总字数的一半。
对此有相关教授回应道，新清史们主要强调的是创新，这种创新既体现在材料的创新，也体现在题材的创新、方法与观点的创新。更何况，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且耗时十余年才产出，若只是几千万字的文字垃圾，那也只会贻笑大方。
对于媒体所询问的在学术价值与水平上看戴逸教授新修的清史是否有超越二十四史的可能，戴逸教授则回答道，我们本身是不敢以二十四史相比的，因为那是古人在当时的背景时代下写的，他们所花费的精力不一定比我们多，史学家也不如现在多，篇幅更没有新清史大。
但是我们却也不敢说水平要比二十四史更高，修二十四史的也都是当时国内史学家的顶级人士，我们现在也只是继承他们，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做出创新，要致力于达到21世纪初的最高水准。
客观来看，不管是白话文书写还是篇幅的争议，都无法抹杀新《清史》的价值与意义，也必将成为我们后续研究历史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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