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上的“义理”与“事功”——《衰世与西

在晚清史研究领域，杨国强先生的名字，大概已经成为一种独特文法的象征。自1987年发表《曾国藩简论》，在后来的近30年中，由曾文正，继而胡文忠、左文襄、李文忠、张文襄，及李越缦、王湘绮……，他沿着“千年徊徨”与“百年嬗蜕”的命题，探讨近世中国的历史变迁。他笔下的百年，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百年。中国由“变局”，进于“危局”，至于“残局”；由“衰世”而入“乱世”，以“百年”改变了“二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中，世道与人心，利益、主张与理想，思想状态、政治状态、经济状态经历了多少冲突和动荡。

《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后文简称《衰世与西法》)*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中华书局2015年版。，是先生晚清史研究的第五本成果结集*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晚清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历史意识与帝王意志》，海豚出版社2011年版。。在这本书中，他以庚申到甲午的变化为纲，铺写了中国人重造旧邦的种种努力，以及努力中的蹇踬、脱节和曲折多难。从捐纳、保举，讲到晚清的铨法与吏治；由丁戊奇荒，讲赈济，以至衰世里“官力”的步步竭蹶；由西国助赈，讲到条约制度下中西之间的改造与被改造；由兵工业起步，讲中国人借法自强，论及朝廷与疆吏之间的权变风势；经世之学、科举制度与儒学理路的千年变格，以及清流的重起与剧变……凡此等等，这些看似单另的题目，其实有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局推移里，历史的因、果是什么？

一、“内变之烈”甚于“外患之亟”

晚清中国身当激烈中西交冲，这几乎成为讨论近代中国的所有起点和唯一起点。《衰世与西法》一书讲近代变迁，虽以“外患”入手，着重的却是解释“内变”——在更长程的历史脉络与士林精神中讲述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动。

若“东南”之崛起。“东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词汇，大多是从庚子强调的，北方接仗，东南官绅则联结互保。但上接庚申，“东南”的历史意义、历史线索，便得以拉长。鸦片战争及20年之后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的读书人开始真正学习历史经验之外的东西，“师夷长技”，这是后人概括成“洋务运动”的历史时段。曾国藩设内军械所，李鸿章办西洋炮局，左宗棠在西湖里造轮船，这些在战场中亲炙西洋火器的人物，以考求西国机器制造为源，开始了一段“效西法”的历史过程。于是，庚申之后，东南成为以自强为中心这段历史发轫的地方。这个过程，除兵工业和洋务思想初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潜隐的重要影响，至少有以下三层：其一，经济力量的分化。东南由传统时代的财赋重心，变成了近代工业、商贸的发祥地。其二，地方力量崛起。疆吏办军工，都不是奉旨作为，而是事后奏报，疆吏能够自行其是，即在于手中已经具有支配地方财政的足够权力，之后，便是督抚力量的一再膨胀扩大。其三，国家治理模式的变动。洋务之兴起、兴办是依附于地方，而非朝廷。“造炮船不得不立机构”*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19、239、245、251、249、83页。，疆吏从内战中获得权力和幕府制度从内战中获得张力，在国家官制以外提供了一个空间，而后是总办、会办、提调、委员等一类名目与“局务”俱起，成了效西法以图自强的职责所在和权力所在。由此，咸同两朝十多年内战里形成的国家权力下移，庙堂管制地方的臂力在不断弱化中，西方人加给中国的义务“无异是在省自治权、内地税征收以及军队调配等这类重大问题上，要求帝国整个改组”*[美]泰勒·丹涅特著，姚曾廙译：《美国人在东亚——十九世纪美国对中国、日本和朝鲜政策的批判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23页。，这些自条约制度、条约权力一路延伸出来的“干预”，在实际上，对中国的内政暨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而洋务自开办之始，即伴随各种短绌。这与事务上“开新”，治理模式的变更却衔联不上，有莫大关系。创办兵工业，是一种没有经济利润的“经济”，是一个“收不回成本的经济过程*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19、239、245、251、249、83页。。这正是19世纪后期中国兵工业的困境：它以自强为旨义，也以自强为名义，但作为一种观念，自强只能表达义理，却无力创造制器所需之财力与物力。财力的制约成为难以逾越的制约，在30年以洋务为中心的那段历史里，成为一种常态。因无力踵日新月异的西法而效之，自强便日益成为一种“走样了的东西和残缺了的东西*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第19、239、245、251、249、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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